李绍章：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学问评价“歪风”之五

不是我不想发在核心期刊上。——我能不想吗？当下，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学界众人皆追的目标期刊。我无法脱俗，当然也有在核心期刊上经常发文的梦想。但学问队伍不断壮大，而核心期刊的数量却保持相对稳定，于是“一文难求”也就成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真实写照了。与非核心期刊和众多杂志相比，核心期刊依然属于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期刊以核心为荣”，于是，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发表了多少文章，成为众多学问人的骄傲资本。[注①]正如我的友好同事、诉讼搭档张进德先生所言：“人们往往很喜欢在介绍自己发表多少篇论文时，要列举几本期刊的名称，又往往都是核心期刊才显得自己水平过硬，当然没有在核心上发表过的是例外。在各色的法学院里，许多教师和研究生都会对法学核心期刊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当然那些连公开发表文章甚至连写文章都成困难的又是例外”。[注②]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学问主人在简介中缺乏有核心期刊经历的描述，则往往会让那些“以核心论英雄”的人不由自主地作出令主人尴尬的评价。

稍有些自恋的学人，总会拿核心期刊推销自己。这完全正常，一则因为人必须有适当的自恋情结，二则因为核心期刊确实能够成为推销自我的卖点。核心期刊之所以有如此惹人宠爱的魅力，就在于学问评价将核心期刊作为一个重量级衡量指标。当权者先是把期刊分为三六九等，创造发明“核心期刊”这一称谓，然后将之纳入学问的官方评价体制。无论职称评定还是科研考核，核心期刊处于绝对尊贵的地位。[注③]这样的评价体制决定了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也会很自然地把“核心期刊”看作潜在的衡量指标。很可能——也确实经常如此——听到某人发表文章，第一反应不是去问文章标题或者什么刊物，而是先问是不是“核心”。类似现象之例举不一而足。仿佛是，谁发在了核心期刊，谁就成为学问的核心人物，或者说至少增加了作者接受学术性尊重的筹码。

这其实能反映出官方评价和民间评价流行的一股风气。一旦盛行，后果往往不堪设想。除了前文提到的学问评价和科研考核，在有些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科研奖励规章中也会发现，发表核心期刊的奖励额度要高于非核心期刊。按照这一实践思路，如果硬将学问深浅与物质财富挂钩的话，可以简单地作出一个朴素的推论：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比非核心期刊上的更值钱。但对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进行高额奖励的激励措施，也是迫于高校科研统计与评价机制的硬性要求。因为高校科研实力排行中，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是一项重要指标，这一评估政策会直接成为各有关高校科研政策制定的导向。此外，许多高校还要求在读研究生或博士生毕业的条件之一即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有的甚至还要求必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这种滑稽规定害苦了无数学子，以至怨声载道。于是，那些投机倒把的博士硕士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核心公关”活动。

在这种评判与考核环境下，不少非核心期刊想方设法成为核心期刊，或者将一些来自有关机构的积极性评价（如“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印制于期刊封面，尽量醒目地夺取读者的视线，以弥补自身非核心期刊属性的尴尬缺陷。还有的非核心期刊，也不知从哪山上弄来的“核心期刊”，明目张胆地印制在期刊封面，也竟然敢招摇撞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重“核心期刊”、崇“核心期刊”的期刊文化环境下，非核心期刊并不甘示弱，至少是不甘落后，有的还在伪造“核心期刊”的字样，简直要“核心”地快疯了。可见，即便非核心期刊，也有浓厚的“核心期刊情结”。但核心期刊究竟是啥意思，我并不明白。“期刊”二字并不难理解，搞不大懂的是“核心”二字。究竟是这类期刊上的文章具有核心竞争力呢，还是这类期刊本身就处于最中央的位置，其他非核心期刊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呢？从大量非核心期刊“核心化”的努力以及“准核心化”的包装，似乎可以说明“核心期刊”确实处于核心地位，等待的是非核心期刊的迎合、仿效以及追赶。

当“核心期刊就‘核心’”的“歪风”吹起来之后，从作者的角度观察，有些人的公关观念非常时髦，只要其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就会千方百计地借助各种手段，以市场和官场的思维向核心期刊进军，甚至要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当作一个“生意”来做，不仅如此，还要声称做大、做强、追求卓越。我以为，这种做法固然不恰当，也不应该将学术行为商业化、政治化，但政策之导向、歪风之方向是造成此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记得在读书期间，我自认为是“投稿大王”，几乎每写一篇稍微长的文章，我一般是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量级”期刊，一直到最边远地方的不知名法学或法律杂志，投稿一圈。整个一圈转下来，大约能够基本实现“一稿六十投”，有时甚至达到“一稿一百投”。其实，我明知绝大多数期刊杂志是不会发表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知在上百家期刊杂志中，肯定至少有一家会发表的。而且，我会尽量争取做到“一稿一发”，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我个人协调不力的原因造成的“一稿多发”。事实情况也确实这样。之所以如此“疯狂投稿”，我在五年前撰写的《投稿风险与“一稿多投”》一文中已经阐明了其中的理由。[注④]尽管如此，还是有家法学核心期刊的编辑部在反复提出收费要求被我严词拒绝后，给我发来一封署名盖章的信函，将我一年内向该刊投稿四篇的行为界定为“滥投稿”，企图回击我对其“滥收费”的书面指责。[注⑤]

说到底，还是我论文功力不足。毕竟说来，核心期刊本身没有过错，排除有些期刊上的关系稿、金钱稿等不端行为以及看重社会符号的流行观念之外，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主要是因为论文功力不足。学问评价的官方态度和民间流言才是真正的祸根，“歪风”一吹，受其影响的人则蜂拥而至、鱼贯而入，竞争必然走向激烈。然而，我更同时担心相反的情况。因此，毕业之后，我及时调整了个人投稿政策，决定五年之内再也不投稿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确实坚定地执行了这一“不投稿计划”。只要写了什么文章，我几乎投放到百余家网络媒介。近年来又在几家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开设了个人博客，打造成传播个人作品的主阵地，力争提高作品的影响力以及我个人的知名度。[注⑥]不容置疑，网络的影响范围和传播效率是一般纸质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虽然网络作品根本就不可能纳入中国学问评价体制，[注⑦]但我却十分愿意借助网络媒介发表我的所有作品。即便将来有一天我老得白发苍苍、昏得云雾茫茫，也会持续在网络上自由地传播我的独立声音。

但我已经反复表白过，我是一个正常人，七情六欲皆有，权力、财富与性，我均不厌恶。[注⑧]因此，截止目前，我一直没有脱离体制的想法，更不具备脱离体制的能力。既然核心期刊依然是当下学问评价机制的“抢手货”，我就不可能放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努力。在“不投稿计划”五年执行期届满后，我依然会及时调整个人投稿政策，严格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则以及各有关核心期刊的投稿规范要求，全力以赴地打入我国核心期刊，实现个人作品核心期刊发表数量零的突破。为，只为内心深处长存的那份“被动的虚荣”。或许有愤青味道的人又开始批驳我缺乏骨气而不能坚决抵制现有体制，从而断言我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我尽管很有自信地承认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注⑨]但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如果“真正的学者”是不食人间烟火、又怨天尤人的话。不过，即便我将来能在核心期刊上频繁亮相，也丝毫不意味着篇篇论文都够得上“核心”的档次，因为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核心”，也有大量“不核心”的拼凑之作；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不核心”，也有无数“核心”的经典之论。

在核心期刊被学问评价之当权者领衔奉为“学界宝贝”的今天，同一篇文章，如果让作者在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之间作出发表媒介的选择，正常的人都会作出正常的选择，即毫不犹豫地点中前者。甚至还有可能对这个选择性疑问的提出感到不可思议，道理很简单：明摆着的事实，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发问呢？杀伤力决定诱惑力，核心期刊在学问评价中的杀伤力过大，因而对每一位凡人作者都会产生无穷的诱惑力。如果哪位读者非要辩驳说：有人并不缺核心期刊或者对核心期刊不屑一顾，因而未必作出如我所预想的选择结果，那我只能说此人要么不是凡人，要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虚伪凡人。虚伪的人最喜欢干的活就是，自作聪明，在哄骗他人的同时还不忘随意扭曲一些起码的生活常识。试想，倘若在现今学问评价体制下，核心期刊没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或者对作者来说毫无用处，那么，无数男男女女为了追逐核心期刊，急得连鞋子都跑掉一双又一双，这到底是何苦又何必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亦没有不明不白的去和留。学问的官方评价既然带头“力挺”核心期刊，将诸多评价项目直接与核心期刊挂钩，且使民间评价也严重沾染了这股“歪风”，那么，追逐的人自然也就不计其数了。这种气候一旦蔓延成灾，则会伤风败俗，作品创作和传播中的腐朽性、残酷性也会扑面而来。为了傍上核心期刊而分手离婚、倾家荡产甚至急得想寻死上吊的人，在学界早已不是新奇之事，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这个家子不是扒下货，”估计情况还会继续糟糕下去。想不开的人，固然可以说其不豁达；但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为了核心期刊而愁眉苦脸、焦虑不安，我想就不能只怪人家的心胸大小了。即便每个人在追逐核心期刊时，喜笑颜开、欢乐无穷，但也不能说明以核心期刊为核心的学问评价机制就天衣无缝、不可挑剔，因为核心期刊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追逐核心期刊的人则是数也数不清楚的。不断增长的学问人对核心期刊的追逐程度与有限的核心期刊数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学问人对核心期刊资源占有的有限性与学问官方评价机制的教条性之间的矛盾，是学问人在学问人生中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尤其对处于学问人生初期的人而言，这两个矛盾更为突出并且在逐步升级。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调和，矛盾将会愈演愈烈，各种与学术伦理规范及学术道德自律相违背的事物，将更加猖狂的活跃于学术市场，使“学场腐败”越来越显著地成为比官场腐败和商场腐败更为严重的腐败形态。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韦应物：《长安遇冯著》）。借喻这一通俗的诗句，便可以发现人们为什么愿意纷纷追逐核心期刊。“歪风”的鼓吹者尤其是官方鼓吹者应该早就意识到，一旦将“核心期刊”定格为学问评价的主要或者唯一指挥棒，那么，当这种下策逐步成为业内共同追捧的“玩物”时，整个“学场”将会像“商场”、“官场”一样，随时会被笼罩在金钱交易与权力崇拜的烟雾中，而真正的独立学问在这种空气中是最难以捕捉到的。尽管短期内不可能指望当权者灭杀由其自己制造的“歪风”，但我想还是尽快觉醒并付诸实际行动为好。不然，连我小学没毕业的农民父亲，都想扔下锄头，远离穷苦的黄土地，赶紧进城办份“核心期刊”了。或者，至少找一家有收费癖好的核心期刊，帮他们多弄份“增刊”、“专号”什么的，估计一期的用稿收费，少说也能顶得上他卖三十年的玉米面。[注⑩]

注与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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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要浏览一些著作、教材以及可能会推销宣传自己的场合，就会发现学问人在自我介绍时，往往列举核心期刊为论文类首要期刊。不仅如此，哪怕只有在一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但只要能充门面，即会在该期刊名称之后用“在***等核心期刊发表***篇”。在几家核心期刊都已发表过文章时，则喜欢按照业内惯例作出先后排列。
② 张进德：《核心期刊：谁之“核心”？》，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8月10日。
③ 笔者在撰写此文前，专门搜索查询了相关省市职称评定的规定，对申报高级职称者通常都会有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在高校及有关科研单位科研统计年报中，也有核心期刊统计项目，而这又是对高校排行时科研项目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且所获分值要比非核心期刊多。
④ 参见李绍章：《投稿风险与一稿多投》，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需要指出，一稿多投在投稿风险较高且作者影响力较小的环境下，我是持赞成态度的。有人或许要问，一稿多投的物质成本很高，要打印、复印、装封、邮寄等，但我以为，只要有一篇文章能够发表，所得稿费即可绰绰有余地弥补投稿支出。其实，我始终以为，作品的传播意义要大于作品的稿费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提倡办刊收费、纵容交费发文，相反我对此种现象向来是深恶痛绝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长秋先生曾多次撰文专门研究办刊收费问题，甚至将收取版面费这种行为认定为“单位受贿罪”。
⑤ 参见李绍章：《无可奈何泼墨恨》，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⑥ 追求知名度未必是浮澡、浅薄之体现，知名度并非贬义词，恰恰相反，在我个人看来，追求名利是人身权和财产权意识浓厚的反映，只要目的纯净、手段正当、效果良好，即属于端庄的追求。而目的不洁、手段劣质、效果糟糕的名利意识，并非端庄的追求行为，而是功利性极强的追逐行为，理应反对。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知名度是个体诚实辛劳与正当付出的结果，而不是诚实辛劳和正当付出的目的。详细阐述参见李绍章：《名利叮当响》，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⑦ 参见李绍章：《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学问评价“歪风”之三：网上无学问？》，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⑧ 参见李绍章：《别以为我不想当官》、《别以为我不想发财》、《别以为我不想好色》等“2007贺岁系列网文”，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⑨ 参见李绍章：《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载《法律博客》，http://tsageng.fyfz.cn
⑩ 父亲还养猪，尽管现在的肉价很贵，但假如能在合适的核心期刊编辑部打工，帮助他们填写和邮寄用稿收费通知，或者帮忙向作者打打收费电话，肯定也远远超过在家卖猪肉的收入。可以粗略算一下，假如一篇文章收费1000元，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以一两计算，十篇为一斤，这样算下来，一斤文章可以收入1万元，但一斤猪肉也顶多卖10几块，是一斤文章的千分之一。即使父亲拿1%的提成，一斤文章还可以赚到100元，抵得上在家里卖10斤猪肉。

2007年9月15日凌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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